烹茶入姜，姜可驱水性之寒，姜茶药用价值颇为人们所十分肯定
姜茶的历史比较久远，《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三国魏人张揖所著《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四川巴蜀地区出产茶叶，当地人用米汤拌和茶叶制成茶饼，饮用前要先将茶饼放在火上烤脆，然后碾成细末，放在瓷制器皿中，加入水，最后加入葱、姜等一起合煮后便可以饮用了，而饮用这样的茶可以用来解酒。
正如茶一开始被用来解毒的情形相似，花(果)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亦是有其品饮之外的作用。据《晋书·列传第六十五·艺术》记载：东晋僧徒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昼夜不卧，只“口服镇守药数丸……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里所说的“茶苏”，就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调煮的饮料。因为佛教讲究长时间坐禅，所以僧人需要提神益思，而“茶苏”正好可以祛除疲劳，所以备受亲睐。
即便姜茶之类的花(果)茶很受欢迎，但是历代都有对此持非议观点的人，茶圣陆羽在其《茶经·六之饮》中曾指出：“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研、乃熬、乃场、乃春，贮于瓶击之中，以汤沃焉，……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英、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在茶圣陆羽看来，茶中一旦加入其他东西，就会影响茶的原味，甚至犹如倒弃在沟渠之中的废水一样。但是，陆羽的记载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饮用花(果)茶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十分普遍了。到宋代，姜茶依然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饮品之一。陆游《西窗》一诗中就有姜茶的记录。诗云：西窗偏受夕阳明，好事能来慰此情。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姜宜山茗留闲嚷，豉下湖蕙喜共烹。酒炙朱门非我事，诸君小住听松声。
这首闲适诗是陆游于绍熙五年夏在山阴时写下的，此时的诗人已经七十高龄。诗中所描绘的一幅诗人怡然自乐的画面：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着明亮的西窗，赏画看书，对外面的一切充耳不闻，静静地烹茶、饮茶，倾听着水开时犹如松风拂起的悦耳声音。颈联中“姜宜山茗”说的就是在茶叶中加入姜后烹煮而成茶汤。“松风”乃水在鼎、瓶中即将沸腾时发出的声响。诸如此类的描写在陆游的其他诗篇中也常常出现：如《山居》中的“松风幽韵入哦诗”《试茶》中的“正是松风欲动时”，《题徐子礼宗垂自觉斋》中的“茶熟松风生石鼎”，《午枕》中的“满榻松风清昼眠”等等。
烹茶入姜，姜可驱水性之寒，姜茶药用价值颇为人们所十分肯定，史料记载，唐宪宗曾以姜茶药方为近臣治痢疾腹痛之病，宋元裕二年，苏轼将这个方子传给得此病的文彦博，文彦博服用之后，便痊愈了。“姜宜山茗”表明陆游对姜的药用价值也是十分清楚的，山间湿气重，多饮姜茶可以祛湿寒之气，可见诗人是懂得养身之人。
姜入茶在宋代也是极为普通的茶饮方式，范成大《扇子峡》载：“挚瓶橇掉州清甘，未暇煮茗和姜盐。”苏轼《次韵周撞惠石挑》中也提到：“姜新盐少茶初熟”，还有他的《和蒋夔寄茶》说到了其妻子与孩子因不知不同茶的烹饮方法，而采用加入姜盐煎饮的方法烹饮的故事，说明这种方法在当时极为普通，是老少皆知的一种烹饮方式。不同的茶，烹饮方式不同，袁说友在《遗建茶于惠老》中就强调了“莫惯下姜盐”，说的就是并非所有的茶入姜都适宜。正如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中所言：“茶之中等者，若用姜煎，信佳也。”宋代的花果茶虽然是极为普通的茶饮，但是亦招来不少非议。
蔡襄《茶录·香》中记载的“茶有真香，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后世张源《茶录·点染失真》中也有“茶自有真香，……一经点染，便失其真。如水中着咸，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等等，但是人们依然热衷于此，并将其绵延为一种习俗，深受人们喜爱，无怪乎陆游愿意两耳不闻窗外事，静静闲啜姜茗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