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家看白癜风最好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yyjs_bjzkbdfyy/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年），58岁的范仲淹出知邓州，在此写出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文中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朝服像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是范仲淹品德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中的完美体现，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的精炼总结，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的凝练表达。
一、宋代之前晚唐五代的士风现状
晚唐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知识分子寡廉鲜耻。他们追逐个人私利，少有道义的追求或道德的自我约束。士大夫群体中也少有讲究气节或名节者。
以五代入宋的大臣为例：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本传）
宋太祖朝名宦陶穀，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将受禅，仓促期间还没有预备“受禅文”，陶榖从怀中掏出文稿说：“已经写好了。”宋太祖虽然得到陶穀关键性的帮助，心中却依然十分瞧不起陶穀的为人。
最典型的是自称“长乐老”的冯道，曾经“更事四姓及契丹”。五代帝王和朝代更替频繁，冯道却辗转于各个皇帝和朝代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不倒翁。欧阳修因此感慨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赵宋代周而起，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
二、北宋士风转变的成因分析
北宋士风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时间。大约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新的士风逐渐形成。至仁宗朝，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长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宋史·范仲淹传》言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代知识分子风气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基本措施密切相关。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特别是唐朝兴衰盛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他们对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种政治势力极具警惕之心。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策略。
这种抑制的结果，造就了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换句话说，宋代统治者做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基本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后世历朝皇帝所遵循。
宋代统治者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的可靠性，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皇帝信任这个阶层，可以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士大夫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科举考试。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誉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行为，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
通过科举取士，帝王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走上仕途，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走上仕途后，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部分。宋代帝王所贯彻实施的特殊的治国方略，逐渐对社会各阶层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逐步改变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到了宋仁宗年间，北宋立国已经近百年，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最终形成。
宋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有着执着的入世立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是忧国忧民。他们心胸豁达，眼界开阔，不以个人得失为怀。
三、范仲淹何以能成为宋代士大夫中的典范？
01范仲淹注重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
《礼记·大学》要求人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中庸》同样强调：“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范仲淹是忠实的儒家信徒，极为重视士人的品德修养。范仲淹把儒家圣贤作为自己的行为典范。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饶州，作《灵鸟赋》，表达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文中引为榜样的就是孔子和孟子，说：“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鸣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之气。”儒家前贤有自己的行为道德准则，且能付诸行动，在逆境中不改素志。范仲淹一生都是这样实践的。
范仲淹在其诗文创作中，反复强调士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在其《四民诗·士》诗中，范仲淹认为：现实社会士风败坏，“善恶”不辨，圣人之道“日以疏”，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范仲淹对此有深深的忧虑，有愤怒的指斥。范仲淹此诗意图警戒士人，要求他们“以德为先”，恢复“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这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士人的要求，当然也是他对自己的勉励。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年）六月，范仲淹回到故乡苏州任地方长官。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新修缮，为其西斋起名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
在诗歌的小序中，范仲淹说：“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化为补天石”，是松树的最终用途，更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期许。所有的性格磨砺和道德完善，都是为了它的终极目标——“补天”。
02范仲淹坚定入世，矢志不渝
范仲淹出守睦州时，曾作《严先生祠堂记》，极其推崇东汉严子陵，其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执着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追求，是坚定的入世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他在文章中，不歌颂严子陵的隐逸避世，而是歌颂其不追逐名利的清高品德。正如文中所言：严子陵的作为，“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焉”。
范仲淹又作《钓台诗》，“汉包六合罔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爱惜羽毛，品德高尚，不与世俗争夺名利，足为世人垂范。范仲淹在清廉高洁的方面推尊隐士，将他们立为品德自我完善的榜样。
范仲淹从“修身”的立场出发，最终要求自己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利国利民。进士中第之前，范仲淹的志向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即：或者利国，或者利民。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一直到64岁去世，仕宦经历共37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或者是西北守边，范仲淹始终耿介正直，敢说敢做，恪尽职守，积极行动来有所作为。范仲淹因此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北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
范仲淹劝导帝王“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用天下心为心赋》），自己则“观民患，不忍自安”（《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即使是在母丧大悲之际，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执政书》）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年），范仲淹调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任职时建议修复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年），范仲淹任秘阁校理，上书言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又请皇太后还政，贬官，出通判河中府。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年），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谏废皇后郭氏，贬官，出知睦州。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上《百官图》，斥责宰相吕夷简在公事上徇私，贬官饶州。
面对这三次贬谪，范仲淹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悔恨，“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酬叶道卿学士见寄》）
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这一年，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四年，边疆形势转危为安，当地百姓歌颂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年），范仲淹奉调回京，担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革新”，着手整顿吏治，改革朝政。变革未成，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不变。
03范仲淹性格刚毅，坚定执着
范仲淹一生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想，早年表达为追求“良相”的愿望，晚年可归纳为向“古仁人”看齐的人生境界。为了贯彻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范仲淹敢作敢当，完全不怕触怒权贵与帝王。刚毅坚定的个性，在仕途上就表现为特立独行。他卓然于时俗之上，堪称当代的表率。
04范仲淹政绩显赫，功在当代
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一直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无论担任什么职位，都能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朝廷、民众做出突出的贡献
古代士大夫所渴求的“出将入相”的人生最高理想目标，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了体现，士大夫群体因此以范仲淹为学习榜样。
05范仲淹历任要职，出将入相
由于范仲淹个性突出、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担任一系列重要职位。甚至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对他的青睐依然如故。范仲淹自言：“薄责落善地”（《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谪官却得神仙境”（《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便是对朝廷这份善意的体会。到庆历年间，范仲淹成为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成为众人效仿的对象。
四、结语
两宋时期，外患接连不断。在这样风雨动荡的年代里，宋代仁人志士的言行，展现了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宗旨，体现出宋代知识分子全新的精神风貌
岳飞、辛弃疾等英雄志士，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他们辉煌的实践经历，全面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与对国家的使命感。
在南宋，献身抗金事业的仁人志士比比皆是，如上书请求斩秦桧之头以谢天下的胡铨、临终还不忘记嘱咐子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等等。
两宋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虽风雨飘摇，却能支撑三百余年，士大夫“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