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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李玉贞老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收发函电记录年4月30至7月18日》，杨奎松老师《“容共”，还是“分共”?——年国民*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朱汉国，杨维真老师等合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四卷：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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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一.孙中山“以退为进”稳定国共关系
陈独秀得知国民*决定成立联络委员会一事后，认为鲍罗庭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没有识破“孙中山和其他一些人的阴谋”，竟中了他们的“圈套”。这样的决定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中共断不能承认这样的决定。参加*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瞿秋白也因“没有反击右派试图控制中国共产*的做法”而受到批评。陈独秀还说，“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的成分没有清楚认识，也没有意识到，除了共产*人之外国民*内没有‘左’派这一事实”。在中共中央看来，“被称为’左派’的那一部国民*人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连中派也未必算得上，因为他们与左路派完全一致，而且总是与右派妥协助来压制‘左’派”。中共中央认为鲍罗庭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在*事*策方面帮助国民*，从而增强了右派的反共势力。即使国民*的中派满脑子旧思想，“很难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国民*的*事行动，只能加强国民*内的反动分子而“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中国共产*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省*策路线的报告所做的决议（不晚于年10月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年版第-页
陈独秀甚至为此请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鲍罗庭无奈，只好改变原来向国民*拨款计划，不再向国民*各省*部提供财*援助，而将这部分钱交给中共，通过后者提供给受其控制的某些国民*的省*部。但鲍罗庭并未放弃其“楔子策略”。
与此同时，广州的局势也因孙中山下令“扣留纸老虎枪械”（指广州商团事件）一带而动荡不安。为稳定大局，孙中山亲自出面处理国共摩擦。请参看笔者前作《年广州商团事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独秀致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年10月1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年版第页。
年8月30日，国民*中央举行全会。孙中山出席并致闭幕词。会上的气氛比较紧张，孙中山批评那些“闹磨擦”的人和“那些反对共产派的人根本不懂得我们的主义。我们进行革命已经三十余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同志们不了解*的主义”。他再次肯定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鲍罗庭的能力，称他们“革命*，人人有自觉性，受过训练，懂得为主义而战。况且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此我请鲍罗庭同志做我们的顾问”。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孙中山“详细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达到民生主义的道路不同而已”。
孙中山与冯自由
对于右派“激进”分子冯自由，孙中山说他尽管有二十年的*龄，“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当选中央执委委员会委员，便掀起反对共产派的运动”。孙知道冯“在同志们中间有一定威信”，所以国民*内才有人“无意识地跟着他‘叫嚷’”。因此，孙中山宣布以*主席的名义开除冯自由的*籍。张继持不同意见，称“*内不理解民生主义者，大有人在”，他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请孙中山也予以开除。但孙没有这样做，因为张仅仅是“不明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中山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的讲话（年8月3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年版第-页。
但这并没有平息国民*右派的“反共“情绪。最后，孙中山只得表明若国民**员都不服从他的指示，那么他将抛弃国民*，加入共产*后，张继才妥协让步。但孙中山利用本人威信的压服，无法解决国民*的分歧。张继等人最担心的，是孙中山等人只“容共”却不“防共”，给中共在国民*内迅猛发展创造了契机，这引起了国民*内部分人员的忧心。来源中共中央*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年》载《孙逸仙在国民*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版第-页。孙先生在世时尚能利用自身威望压制*内反对意见，但他逝世后国民*就彻底分裂。
西北系首领—冯玉祥
二．孙中山北上及在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
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以镇威将*自称的张作霖在锦县设立大本营。直*则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冯玉祥，王怀庆，彭寿莘为*长。但冯玉祥却趁直*失利出京之际，于10月19日自热河前线班师回北京，并得到胡景翼和孙岳的协助，迫曹锟下野，张作霖回到北京。冯，段，张均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后在天津会议上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为执*。是谓北京*变或首都革命。
关于国民*是否参与这场革命，现存多个版本。按孙中山的说法，事变前的五六个月他就知道一些国民*人在北京“进行”，并且“成绩很好，*界表同情的很多”。他本人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了”，另外，他还从此次事变中看到，北京也未必像他过去理解的那样，是“空气龌龊，官僚卑下，武人野蛮”的地方。这里同样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李云汉《中国国民*史述》第二编，中国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年版第-页。
孙中山感到既然冯能够“驱逐元恶，为革命进行扫除障碍”，所以“贯彻十余年来未能实现之主义”也有了保障。这已经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通了，再走第二，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功告成的”。他估计，待他到了北京，“极快只要半年便可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快也不过是要两年工夫便可以成功”。但历史没有给他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在*埔*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年11月3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页。
孙中山遂决定北上。年10月11日，他在广州发表北上宣言，向世人宣告此行的目的或曰国民*的内外*策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内问题，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从而奏响反帝的旋律。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在*埔*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年11月10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而孙中山北上前曾对蒋介石说过一番意深长的话：“鲍尔汀（指鲍罗庭—笔者注）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蒋介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也描述过孙中山与鲍罗庭的关系，说孙中山的主张常与鲍罗庭“同志的主张，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见所闻的，总理与鲍同志的主张是或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张，是如出一个人的意思一样的。苏俄同志看见中国有这样的思想伟大主义坚定的革命领袖，将来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不辞远道，不惜牺牲一切，不怕艰难辛苦，来同我们真正联合在一起，共生死，同患难，这也可算我们总理的诚心感召所致“。显然，他是希望北上后。蒋介石能继续依靠鲍罗庭的力量，稳定广州局势。特别是应对陈炯明的反攻。积极“联苏”也成为蒋介石初期最重要的*策，也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先生讲演集》，年版第37-38页。
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到上海。耐人寻味的是孙北上途中安排了日本之行。鲍罗庭，加拉罕曾极力劝阻（另一说法鲍罗庭，加拉罕知道孙中山有联日的想法，并未阻止），莫斯科甚至提出孙中山到苏俄访问。但孙中山没有接受，蒋介石也认为“此时访俄，将使共*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要使我们本*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孙中山访问苏俄的计划遂作罢。关于他为何特意绕道日本到北京，学界存在诸多说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孙中山希望在苏俄援助之外，打苏俄牌以争取日本的支持。《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载《鲍罗庭关于国民*情况的局面报告》，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年版第-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台北中国国民*中央委员会*史委员会年版第40页。
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时明确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基本构想：东方乃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和日本是东方的两个大国，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特别是-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给东方的亚洲人民以希望。所以大亚洲主义有了思想基础。“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败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孙中山在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后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王道，而不同于西方专以武力征战和压迫弱小民族为特点的“霸道”。他主张以东方的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的物质文化，以此作为大亚洲主义的基础。但学习和借鉴绝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他反复强调讲道德，说“会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年11月28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同时他也从其“民族主义”理论的角度，尖锐批评日本，指出“所有中国同外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他甚至质问：“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他要日本“拿出心和公平的主义出来”，按照中国古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来处理对中国的关系。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年12月1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孙中山鉴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密切许多，特别苏援的落地，让他更希望中，日，俄能互相“提携”，“尚希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他把中，日，作联盟的构想作为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来反对欧美列强，期望“将日本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阵营分割出来，这是一相情愿的”。显示孙中山对日本放弃对华侵略，并不抱希望。但他更迫切的是不再依赖，甚至被苏俄所左右；但又需要苏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联苏，到联苏制日+联日制苏。让国民*有更多的空间。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对日本采访员的谈话年12月5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的关系，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苏俄是已经宣布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然而“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那么孙中山真认为苏俄会放弃“对华不平等条件”？他曾对刘成禺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成立广州*府以后，英，美，日三国一有机会就给我制造困难，特别是英国！幸好，今天俄国给我们派人来了，还要用一切重要物资支援我们，这并不是说俄国对我们特别友好，它是想通过国民*贯彻它在中国的*策。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同盟，借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联盟”。显然孙中山的本意是维持苏援基础上，打苏俄牌以取得美，英，日的支持。充分显示了他的革命实用主义。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载《先总理旧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奉系首领—张作霖
三．南北和谈的矛盾重重及决裂
孙中山在到达北京前，就广泛宣传自己的*治主张。年11月19日，他在上海住所举行记者招待会。沪上新闻界人士30多人应邀前来。其中有《商报》陈布雷（日后蒋介石的重要智囊），《申报》康通，《新闻报》严谔声，《大陆报》许建屏等。孙中山向报人说明“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第一点就是打破*阀，第二点是要打破援助*阀的帝国主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这两个祸根……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
他明确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揭露了列强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斥责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反革命势力，把“一万五千万元借款给与袁*府，助其扑灭革命*势力”的恶劣做法，猛烈抨击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并“皆以中国之主义自居”。从而强调此次北上，一定要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打破这一枷锁。
值得注意的是，他颂扬了苏俄外交主动放弃了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迄今确实归还主权者只有苏联一国”。不过这仅是孙中山主动向苏俄示好，实际中东铁路直到年才真正归还中国。上海《民国日报》年11月20-22日，12月10日
但面对孙中山的谈话，张作霖却着实担心。最令他不安的是，孙中山是否要把中国“赤化”。况且当时舆论界和*界对孙中山抵津的反应也加重了张作霖的担心。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天津。当局立即逮捕了一名国民*员，名叫杨凤楼。更令舆论不满的是，5日英国租界竟派巡捕搜查了国民*直隶省*部，传讯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吉祥，直隶省*部委员于方舟，搜获省*部。还查扣了天津市*部敬告市民书及欢迎传单等千余张。其理由是国民*“散发反帝国主义传单，语多不利外人”。工部局捕头则反客为主，发号施令，宣称什么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内散发传单。但国民*通过媒体广泛报道杨凤楼的正义言词：“租界地系中国土地，外人岂能认中国人为客人”。上海《民国日报》年12月11日。
天津民众迅速掀起欢迎孙中山的热浪，并波及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外国使节们十分警觉。这天上午11时，英，美，日，法，意等国公使在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的馆舍召开会议，谋划应对中国时局的对策。就连孙中山在天津赴国民饭店之事，也由东交民巷遥控天津领事团，经官厅七次交涉才方有结果，还附加一个极为无理的条件：不许孙中山发表任何演说。上海《民国日报》年12月14日。
对于孙中山坚持联俄*策，受到北京一班当*者和*界要人的反对。孙抵达北京前后，段祺瑞正同北京外交团谈判，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交换条件来赢得列强对其*府的承认。国民*领袖孙中山在短时间内被迫两次公开表态。
12月4日，孙中山，张作霖在天津附近的曹家花园会谈，接着孙中山在9日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向其“交底”：从年科我在上海同俄国代表越飞会见后，我们发表了会谈纪要，谈话的内容中外报刊都有披露，想您也是看过的了。从谈话中明确中国需要进行国民革命，以驱除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我和的看法完全不同。从那以后同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国放弃了沙皇时期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策和它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表明他是中国的好朋友。
同俄国接近的做法是必要的，文（指孙文—笔者注）还要以此迫使世人注意中国的未来。您信中提到的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我认为是XXX（原文件三个字无法辨认—笔者注）。我想他们要解决是容易的，待文到北京就把您的意见告诉加拉罕。总之，同俄国接近是一码事，共产主义则是另一码事。
张作霖次日便复信孙中山：您说同俄国接受是一码事，而共产主义则是另外一码事—非常清楚，不过，谈论共产主义之风依然很盛，我明白，这不是您的意见，但是已经众口一词，闹得沸沸扬扬，还发表了一些欠考虑的决定，故此，我请先生设法纠正之。东北与俄国接壤，早就有意与俄建立睦邻关系。但中东铁路和内蒙古（原文，应指外蒙古。张作霖是表明外蒙古与现内蒙古为一体—笔者注）问题的情况却不能证明彼一方的诚意。望先生到北京见到加拉罕先生时，务向其证实这一点并说明理由。林一广《国父年谱》下册载《总理史绩稿》第页，PRACIIN，全宗目录1，案卷第页。
过了几天，张作霖又在天津约见汪清卫，再次表达了对苏俄的担心和中东铁路，外蒙古问题。张作霖甚至请汪精卫说服孙中山不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得罪列强，因为“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是因为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还承认，只要孙中山放弃联俄，“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精卫向张解释孙中山的对外*策：“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可和他们要好的”。PRACIIN，全宗目录1，案卷第页。《*治周报》第5期载《汪精卫在中国国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治报告》第14页。
此时，孙中山对外交团的态度无比气愤。他对张作霖已经把话说透了，打算与同切磋对外*策。但由于中东路，中俄东北边境和外蒙古问题上，张与苏俄关系紧张。
皖系首领—段祺瑞
至于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早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宣布执*，外交团一方面直接或间接阻挠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为他北上旅途制造各种麻烦，另一方面迫使段祺瑞执*府作出与孙相反的决策：承认已有的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已经答应。12月9日公使团照会段*府，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并要求他不仅尊重“所有各国订立之条约”，而且“当然履行”。说句公道话，在这场外交斗争中，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给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他公开斥责帝国主义“不履行华府公约，反阻止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种世界扰乱之源”。上海《民国日报》年12月12日。
12月18日，叶恭超，许世英二人受段祺瑞派遣到天津拜访孙中山。将上述信息给孙传达。叶，许二人遭到孙中山的痛斥。孙称段祺瑞“外崇国信”。这表明，他对凡是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或违背此种思想者，均予以反对。林一广：《国父年谱》下册载《总理史绩稿》第-页。
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就已重病缠身。医院。但为保证国民会议能成功召开。孙中山在病床上提出召开预备会议，并陈述了代表的产生等事项。还宣布的国民*的最小纲领是由这个预备会议“裁决各种主义与方法……以约束国民会议的选举及其行动”。而最大的纲领就是三民主义，“希国家采纳承认并实施”。为了用国民*的主义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另派一些*员做宣传工作。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关于国民*最小纲领之宣言年12月22日》，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共产国际也认为冯玉祥北京*变后，在国内群龙无首的形势下，“能够挺身而出的只有一个*，即国民*。只有这个*能或多或少对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只有国民*真正知道应该做什么。”当然，共产国际也看出，一些国民*人不屑与善后会议的提出者“同流合污”。
然而，段祺瑞并不同意孙中山的提议，他提出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段希望得到公使团的承认。起初，为了尽可能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孙中山曾打算作出一定让步，便于年1月17日发表著名的“涤”（17日电报代码）电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善后会议的条例作出若干修改，如：若能够容纳现代实业团体，商会，农会，工会，各省学联，反对曹锟，吴佩孚和各*以及各**代表，孙中山可派代表参加此善后会议。
同时，共产国际也支持国民*的北上宣言，“敦促召开国民会议，通过宣传建立由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网络”。吴廷康还没法使刚刚举行的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年2月7-10日）通过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决议，并责成中共也采取措施积极行动，而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全国舆论吸引过来”，用国民会议促成会“实际抗衡善后会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的书面报告年2月14日》《魏金斯基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和鲍罗庭的信年2月1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年版第，页。
但段祺瑞认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不可兼容，拒绝了孙的提议。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决定其*员全体概不参加善后会议主。待到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时，国民*公开表态云：“临时执*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上述两条件未被采纳，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至此，南北和谈已陷入破裂的边缘，但随着孙中山之后的病逝，彻底结束。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史会藏《汪兆铭东电》。
孙中山先生葬礼
四．孙中山病逝苏俄高规格悼念及之后“清算”
医院就治期间，鲍罗庭几乎在他的病榻上日夜守护。加拉罕见孙中山已弥留之际，便在2月1日建议斯大林：苏俄要“高调示威性地”作出反应，举行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他向斯大林提议全国工厂停工几分钟，举行一系列大型悼念活动，并向孙的家人发出慰问电报等。可见苏俄准备之充分。莫斯科得知孙中山即将不久人世的消息后，也做了周密安排。首先是保持国民*的“领导核心”能由共产国际认为可靠的人组成。原*治委员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到了北京。孙中山便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为*治委员。加拉罕告诉斯大林，他本人指派了这五人名单的制定，为的是“将其作为日后中国国民*的领导核心”。在加拉罕看来有孙中山的签名或认可，是十分重要的。卡尔图诺娃编选《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信-》，莫斯科年版第页。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于3月11日签署了家事，*治遗嘱等重要文件（何香凝《我的回忆》指孙中山遗嘱早在年1月24日已订立），其中有一个致苏俄*府的遗书。关于这个文件汪精卫在中国国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说，早在16天前就有一个“经高级负责同志详慎讨论后决定之中文遗嘱”。不过最后采用的是陈友仁与鲍罗庭一道起草的英文稿。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在场的除鲍罗庭外，还有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孙中山临终前告诫国民*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载何香凝《我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年版第48页；PTACIIN，全宗目录1，案卷第18-19页。
孙中山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即致苏俄遗书，时间为年3月11日）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我身患重症，或将不治。此时我念及你们，念我*及我国的前途。
你们领导着自由的共和国联盟，这是名垂千古的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在帝国主义重轭下历尽苦难的人民，凭着这份遗产，定能争得自由，摆脱世世代代国际间那种建立在奴役人民，战争讨伐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
我就要离国民*而去了。原希望这个*，在谋求中国和一切被压迫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同你们携手合作，但命运迫使我放下未竟的工作，将其交与恪守国民*的主义和教义的人，由他们去组织真正拥护我的人。故此，我嘱咐国民*继续国民革命运动，俾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而获得自由。
为达此目的，我已嘱国民*与你们长期保持联系。相信贵国*府将把业已开始的对我*的援助继续下去。
为此诀别之际，亲爱的同志们，我想表达我殷切的希望：曙光就在前面，苏联将以朋友和同盟者的身份欢迎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两大盟友将携手并肩，走上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胜利进*的道路。谨致
兄弟般的敬义！
孙逸仙
年3月11日签署
当面见证者：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
第二天即年3月12日，他溘然长逝。3月14日《真理报》登载了孙中山致苏联遗书的俄译文和他的肖像。值得注意的是，苏俄《真理报》上没有把它与前几个遗嘱放在同一版上（李云汉《中国国民*史述》第二编指该未得到国民*中央接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最初仅仅是国民*上层的几个人知道，也许它“带有极浓的左派色彩，或者说极强的亲苏色彩”，甚至在这个文件的“制作程式上带有某种玩弄权术的色彩”。李云汉《中国国民*史述》第二编，中国台北中国国民*中央委员会*史委员会年版第页；中国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研究》第55期载[日]石川桢浩《关于孙中山致苏联的遗书》，第73页。
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真理报》关于孙中山逝世报道
孙中山病逝消息，迅速引起世界震惊。3月12日当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加拉罕亲自在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下瞻仰孙先生遗容。北京东交民巷里苏联大使馆也首先降半旗致哀，也是第一个以最高规格表示悼念的使馆。其他使馆直到第二乃至第三天才降半旗。
当天，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俄共总书斯大林：“孙中山今晨逝世，弥留之际神志清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他为建立一个解放民众免受帝国主义剥削的*治而奋斗终生。在这场斗争中他把全世界被剥削的工人当做革命运动的积极朋友…..孙中山故去了，他遗下的解放中国的伟大工作尚待完成，国民*将把它完全承担起来。艰难险阻当可预料，因为我们处于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它们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榨取被压迫人民的膏汁……领袖遗留下的是三民主义和革命方法，遗训字字句句都号召我们拯救被压迫的人类，激励我们披荆斩棘去夺取胜利。我们相信，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您们作为列宁忠实的学生将与我们—孙中山的后继者携起手来。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愿意用防腐剂保留遗体并安葬于南京—革命后他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地方”。《真理报》年3月14日。
3月13日俄共（布）举行会议，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国民*，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全中国人民出发特别呼吁。责成吴廷康
